相传东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统一天下后，为了庆贺，在宫廷里张灯结彩、大摆宴席，“宫灯”之名由此而生。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于上元夜在宫廷、寺院‘燃灯表佛’，令士族庶民一律挂灯。这种佛教礼仪便演变成民间盛大节日”(《中国民俗辞典》载)。从此，宫灯从皇宫走入民间，从洛阳走向全国，并与正月十五“元宵节”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相传东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统一天下后，为了庆贺，在宫廷里张灯结彩、大摆宴席，“宫灯”之名由此而生。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于上元夜在宫廷、寺院‘燃灯表佛’，令士族庶民一律挂灯。这种佛教礼仪便演变成民间盛大节日”(《中国民俗辞典》载)。从此，宫灯从皇宫走入民间，从洛阳走向全国，并与正月十五“元宵节”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正月十五，杨广为表大国气象，显示国威，在洛阳设百戏，遍布宫灯。当时的洛阳城饮宴畅游，十里长街，通宵达旦，歌吹入云，繁华富丽整整一个月。隋唐之后，每逢元宵节，家家宝灯高挂，处处明灯璀璨，人人提灯漫游，盏盏争奇斗艳，“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宫灯高悬成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气象繁华昌盛的一种标志。
到了清代，洛阳已远离国都，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灯节规模比以前也大有缩减，但仍很可观。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龚崧林所撰《洛阳县志·地理风俗篇》中载：“洛水修禊，岁节放灯——除夜燃木盒灯，上元放灯，十四日起至十七日止。花灯四映，弦歌沸腾，游人通宵不绝。上元以灯影多者为上，其相胜之词曰‘千影万影’”。
洛阳宫灯为纯手工打造，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可以在用时撑开，不用时合上，伸缩自若，收藏方便。它的制作材料主要有两种：竹子和纱绢，传统用竹为洛宁县产五年以上青竹，丝绸乃用各地贡品。洛阳宫灯看似简单，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制作到成灯，需经过截竹筒、做竹篾、制灯座、锯篾槽、捏灯型、雾纱、作画等七十二道工序。
洛阳宫灯在品种上分为纱灯类、方灯类、多角类、红小灯等四大类，四大类中又各有若干小类。常见的有白帽方灯、纱圆灯、罗汉灯、走马灯、蝴蝶灯、二龙戏珠灯等，尤以红纱灯最为有名，“珑玲世人叹，艺绝神仙惊”。宫灯最大直径可达三米，最小的直径只有不到15公分。大大小小、适用不同场景不同场合悬挂，时至今日，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机关工厂门口还都悬挂红纱灯，寓意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洛阳宫灯制作者多为手工艺人，在洛阳，为人熟知的有老城鼓楼杜家、李家、朱家和王家四家。目前仅有王家还在做灯。提起王家，就不得不提王福信老人，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宫灯就出自其手。王福信幼时跟随其父王庚学习宫灯制作技艺，从简单宫灯到复杂宫灯，从一种宫灯到多种宫灯，在不断摸索中学习，在不断创新中进步。解放后，1955年，王福信在洛阳洛北区雨具宫灯合作社工作，进一步完善技艺水平。王福信老人是当时洛阳宫灯制作技艺最高者，但不幸的是，2017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公布前夕，老人因病去世。值得庆幸的是，其子女均掌握制作宫灯技巧，特别是长子王建水和次子王建明，在传统工艺基础上，改进创新，并开展研学活动，让洛阳宫灯活起来，照在青少年的心里，映进民族的血液里。
洛阳宫灯作为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千百年来，随着河洛人的足迹，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直到东南亚及世界各国，成为华夏文明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也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以及古老东方文明的象征。宫灯凝聚着历代手工艺人的能工巧思，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美好生活的期冀，印证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趣的时代变迁。宫灯又往往与时令佳节相辉映，构建成为我们共同的集体记忆。时至今日，从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家家户户，每遇重大节日，无不张灯结彩，宫灯高悬。洛阳宫灯以其形制雍容典雅、使用灵巧便捷等成为宫灯的重要门类，以其在全国乃至世界的传播、使用和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
当夜幕降临，提起一盏摇曳的灯笼，走进人群的一瞬间，我们会知道，宫灯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的生活味道；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爱情明灯；是“月傍苑楼灯影暗，风传阁道马蹄回”的团圆期盼；也是“灯下觅诗句，屏前寄吉祥”的美好愿景。一年只有一天元宵节，但是宫灯的影子却映在了生活的各个角落，润物细无声，这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力量。（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黄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