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名为“商宋文化”的理由

　　众所周知，一个地域文化的定名，是一个地域核心文化的体现、一个地域文化的定位、一个地域对外宣传的文化标志。如“齐鲁文化”即“山东文化”，“巴蜀文化”即“川、渝文化”一样。商丘市过去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名称，媒体先后出现有“豫东平原文化”、“黄淮平原文化”、“商文化”、“殷商文化”等不同提法。这种文化称谓不统一的现象，给我市地域文化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影响了对我市主体文化的认识。现在商丘地域文化研究日见升温，统一商丘地域文化名称很有必要。我们之所以把它定名为“商宋文化”，其理由是：

　　———具有肇始性。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早在公元前21世纪，帝喾高辛氏之子契（亦称阏伯）因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建立古商国，遂为商族始祖。约在公元前1040年，周成王在平定武庚叛乱之后，“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遂为宋之始祖。根据这一史实，“商宋文化”具有纪念先祖的深刻含义。

　　———具有鲜明的个性。一个事物的个性最能够代表该事物的特征。商族以成汤为界曾有“前八后五”的迁徙。所迁之处都留下了它文化的印记，如果定名为“商文化”或“殷商文化”，易于产生歧义。而宋国是作为殷商文化的象征而存在的，但它又发展了殷商文化。将“商”与“宋”连接起来，既体现了商、宋之间的传承关系，也使人一眼就看出它指的只能是商丘地域文化。

　　———具有权威性和积极的现实意义。“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在民族文化的多层次的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张岱年《儒道墨与中华文化的演变》）在哲学上，春秋时期最有影响的是儒道墨三家，而儒道墨三家的创始人皆出于宋国或其附近地区，而且儒道两家思想统治中国社会意识长达2500多年之久，至今仍有巨大影响。这是商丘地域文化中十分突出、举世无双的现象。因此，“商宋文化”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具有厚重的文化内涵。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和最新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所载推算，契封于商的年代大体应为公元前2070年前后，宋国为齐国所灭的时间在公元前286年。商宋时间跨度约为1784年，这在商丘5000年文明史中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古宋国的辖境约有今河南东部、江苏西部、安徽北部以及山东西端之地。古商国版图比宋国还要大一点，东北曾到泰山脚下。时空跨度如此巨大的商宋，在此创建了多层次的文化。因此说，商宋是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圈。今日之商丘正处于这个文化圈的中心地带。

　　此外，还有一种现象值得借鉴：古宋国灭亡千余年后，归德节度使赵匡胤把他所建立的王朝称曰“宋”，2300多年后的商丘市区随处可见带有“商”与“宋”的标志，如“商都饭店”“商都广场”、“古宋乡”、“古宋超市”、“宋城酒家”、“宋园绿地”、“宋氏宗亲”等等。这应该是后人对商宋文化由衷的纪念和最淳朴最简明的继承。

    商宋文化丰富的内涵

　　“商宋文化”这个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就狭义说，它指的是从古商国到商朝再到宋国，时跨18个世纪，由商族在黄淮平原这片沃土所创建的文化。从广义说，它既包括“商宋文化”的“源”，即三皇时代和五帝时代在此地所创建的文化，也包括它的“流”，即自秦汉至今在商丘一带所发展起来的文化。“商宋文化”是贯通古今的商丘地域文化的代称。

　　“商宋文化”，源远流长，底蕴丰厚，是中华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究竟涵盖哪些内容呢？现在，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加以简要地陈述。

　　———起源阶段（约6000年的中华文明源头）

　　由于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我国史学界主流认为：在夏商周之前有一个“五帝时代”，并以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为依据，共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之尊。在“五帝时代”之前，有一个“三皇时代”，并认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为三皇”之说，符合我国远古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炎帝神农氏为三皇之末，黄帝居五帝之首，黄帝时代的经济文化在炎帝神农氏奠定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史家对这一时代称之为炎黄时期，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年代，时间跨度约为6000年之久。

　　根据历史文献和历次文化普查，我市睢县出土的陶扁壶，柘城出土的陶纺轮，夏邑出土的陶板，永城王油坊出土的陶盆陶碗，以及众多陶制农具等，证明商丘一带有大量的三皇五帝时代的文化遗存。

　　距今约一万年前后，燧人氏居商，发明了人工取火，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蛮荒状态。这是中国远古文明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工取火的发明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畜牧业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商丘被公认为华夏文明火源，燧人氏被称为华夏文明火祖，至今在商丘古城西南三华里处尚有燧皇陵墓遗存。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先生说，“商丘曾是华夏文明之火的源头之一”，“商氏族文化从这里开始了伟大的征程”。

　　据《纲鉴易知录》记载：“太昊伏羲氏作都于陈（今河南淮阳，距商丘约百余华里），教民佃渔畜牧。”这时的经济生活以渔猎和饲养家畜为主。今淮阳城北仍存有一座宏大的太昊陵墓。

    在人工取火和渔猎畜牧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原始农业。———《周易·系辞下》记载：“包牺氏（即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括地志》云，炎帝神农氏“所谓列山氏也，以火德王，故称炎帝，初都陈，又徙鲁。”这两段大意是说太昊伏羲氏去世后，炎帝神农氏继位，发明农具，教民种植五谷，民众获得了很多利益。省社会科学院张新斌先生考查，炎帝神农氏即朱襄氏。所谓“都陈”，即今商丘市柘城县东朱土固（原属陈），今存有朱襄氏墓。

　　燧人氏发明人工取火，伏羲氏教人畜牧，神农氏教民农耕，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由此可见，商宋大地是中华文明开发最早的地区。

　　三皇时代为五帝时代奠定了初步基础。五帝时代在经济文化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据司马贞《三皇本纪》记载：“炎帝至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兴马。”轩辕氏即黄帝，他的故里有轩辕丘（今河南省新郑）、寿丘（今山东曲阜东北）、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等诸说，商丘所处的黄淮平原是他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其史臣仓颉创造了最早的文字，取代了结绳记事，后世称为字圣，今商丘市虞城县利民镇西十里有仓颉墓。

　　黄帝之后的四位帝王———颛顼、帝喾、尧、舜，也都在商丘一带留下了足迹。《晋书·地理志》记载：“颛顼始自穷桑（今山东曲阜北）而徙商丘（今商丘市睢阳区南部）。”《帝王纪》记载：“帝喾高辛氏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今睢阳区南）。”《归德府志》记载的更为详细：“帝喾陵在府城南高辛里，帝喾所都之地，帝喾都亳，故葬此……有宋太祖开宝元年诏祀帝王陵寝碑可考。”据史书载，尧、舜也多在今山东西南之地繁衍生息。尧之弟契封于商丘，之子商均封于有虞。（《括地志》云“宋州虞城县，舜后所封也”，便是有力的证明。）

　　三皇五帝的都邑所在，多为后代学者根据传说所追述，众说纷纭，可能会有讹误。但不得不承认“说法不一”是由古代氏族“不断迁徙”的客观现实造成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其实不只黄帝一人，古代氏族或因“逐水草而居”，或因水灾、争战而被迫迁徙，或因主客观需要而迁至适宜发展的地域。每迁一处，必然留下文化的印记。因此说，他们的都邑出现多种说法的现象是合乎情理的。商宋故地处于黄淮两河下游中间地带，当时沼泽密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适宜于人类繁衍生息。远古人选择这个地方开发创业是可信的，至少可以说它是中华历史文化开发最早的区域这一。

　　———创建阶段（近2000年的艰苦创业历程）

　　从商始族契封于商至宋国被齐楚魏三分其地，在时间上基本跨越夏商周三代（宋亡于公元前286年，周亡于公元前256年）。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进而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由东夷西迁的玄鸟族———商族，创建了灿烂辉煌的商宋文化。

　　商始族契是位精明的部落领袖，他助禹治水，消除了洪水之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任火政，筑天文台观星纪时，指导农牧业生产；管理火种，为民造福，发展了火文化，被誉为火神；重视教化，积极地实施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创建了宽容和谐的社会。契孙相土作乘马，六世孙王亥作服牛，致力于发展畜牧业，使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物阜民丰，于是便出现了早期商业。王亥亲自带领商队远去易水（今河北易县）进行交易，使商丘成为中华民族商业发源地。基于此，人们称从事交易活动的人为商人，尊称王亥为商业始祖。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商丘考察后题词曰：“商人商业源于商丘。”

　　契的十四世孙成汤灭夏后建立了商王朝。商朝历经555年，以盘庚迁殷为界分为商前期（300年）和商后期（255年）。据考证，在商前期的300年中，商族主要活动地区在商丘一带。成汤是中国古代四大明贤（尧、舜、禹、汤）或六大贤王（尧、舜、禹、汤、文、武）之一。他在冢宰伊尹的辅助下，建都于亳（今商丘市睢阳区南），为商代第一都；进一步发展了夏朝的土地国有制，开始使用安装有木柄的农具，水利也有相当的发展，伊尹首创农田灌溉器具———桔槔（《庄子·天地》记载：凿木为机械，后重前轻，提水如同抽引，快速如同沸汤涌溢，名叫桔槔）。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已脱离了农业生产，实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纺织业、酿酒业、青铜器制造业比较先进，比如酿酒业在杜康于纶城（今虞城利民镇）发明秫酒的基础上已经能够用多种谷物造酒；在商业上，已出现了专门从事交易活动的专业户，并开始使用货币，据考古发掘看主要是海贝、玉贝和骨贝，也有了铜贝，贝在商业交换关系中，已充作媒介、支付、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商代已有了称作甲骨文的文字，《尚书·力士》载周成王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说明商代的文字已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可能在成汤之前就已经出现；成汤继承和发展了先祖崇德尚义的风尚，《史记·殷本纪》云：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成汤“网开三面”之举，备受当时各国赞誉，也为后世传颂；商代的艺术已经相当发展，在商代前期的铜器和部分陶器上，往往刻有精美的花纹，造型艺术相当突出，这在商丘市境内商代文化遗迹中均有发现。不可忽略的是被孔子称为殷三仁之一的箕子对商宋文化创建所作的贡献。箕子，名胥余，殷纣王的叔父，曾为太师，死葬蒙县（今梁园区李庄乡）。《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武王克殷后，访问箕子，问及如何使民安居乐业。箕子在答武王问时，对商代以及此前代所创建的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陈述。其内容包括“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以及“享用五福畏用六极”等九项，相传后来由孔子选编为《尚书》的《洪范》篇。它说的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政治经济原则，尊天敬地的大法，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谐相处的思想、施政教、治万民的致中无邪之策以及记载天时的天文历数等，这对周朝及宋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宋国时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有相当快的发展。农业和水利事业相当发达，素有“八水过宋”之称。宋国境内除北有大水（黄河）南有淮河外，还有济水、睢水、汴水等河流，湖泊沼泽遍布全境，如孟诸泽、雷泽、梁山泊、微山湖、大野泽以及在今民权的大齐陂、奸梁陂和睢杞交界处的白洋陂等，气候温和，草木丰茂，适宜于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以农业为主的复合型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有了粮食亩产70公斤的记录（见《商丘地区农业志》）。不仅能种植五谷杂粮，还能种植桑、麻、漆等多种经济作物。手工业方面，号称“百工居肆”的宋都已有“金，木、革、漆”等多种行业，在制陶、纺织、冶金制造和玉器加工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考工记》记载：“宋之斤（斧头）鲁之削（长刀）驰名华夏。”商业日趋繁荣，出现了商业大户，范蠡、猗顿（山西人，陶朱公教以畜牧）就是聚财巨富的大商人。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也时常来往于宋鲁之间从事经商活动，成为最大的著名儒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宋城（今睢阳区）、定陶（今山东定陶北）和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等著名的商业城市。齐鲁通荆楚、晋郑通吴越、燕赵通湖广，都需要通过贯穿于宋国的大道和河流，交通发达，四方商品并至而会。由此可见，早在二千多年前商丘已成为区域性货物集散中心了。在非物质文化上，前面已经提到，儒家始祖孔子对道德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肯定了人格价值。墨家始祖墨翟，在逻辑学和物理几何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诸家，并提出“兼爱”和“非攻”的重要主张。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庄子开展了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揭示了等级制的悖论。三家学说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庄子》一书，文辞多彩，想像宽广，寓意深刻，他的文学手法，对我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此外，宋襄公配合齐桓公举行十数次诸侯会盟，华元、向戎倡导的弭兵运动，都是对中华民族和平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宋国在文化上的贡献，使“商宋文化”形成了特色，走向了成熟和繁荣。

　　———发展阶段（2200多年多彩多姿的文化传承）。

　　自秦汉至今，在“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明代张居正改革资本主义萌芽”、“康雍乾盛世”、“西学东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等大背景的影响下，“商宋文化”走出了一条富有自身特点的发展轨迹。
秦统一中国后，秦在这里置砀郡，西汉建梁国，唐设河南道后改为汴宋方镇，北宋划京东西路，金代随北宋旧制将京东西路改为山东西路，都是直属中央的一级行政区建制。元代虽将归德府划归江南江北中书省，但其辖境仍包括宿、亳、徐、邳四州（明清时期，始将原商宋故地划为四块，分属于豫鲁苏皖四省）。这样广阔的地域、密切的族群关系和丰厚的文化基础，使2200多年的商宋文化的传流与发展更为灿烂辉煌。

　　秦汉时期。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处于大发展时期。这一发展是对先秦文化成就的总结与升华。商丘（永城）作为汉兴之地，汉在此置重要封国———梁国。其辖境北至今河南滑县、浚县、内黄，山东冠县，河北馆陶，西至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南至胡（今安徽阜阳北），东至独山湖以东邹县，皆膏腴之地，为西汉大国、富国。梁孝王刘武筑梁园三百里，广招天下俊杰，文风大盛，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梁怀王太傅贾谊《治安策》《过秦论》、经学博士戴德、戴圣的《大戴礼》《小戴礼》以及焦延寿丁宽的易学著作，皆出于梁国。今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陵墓群，有着惊世骇俗的文物发现。如此众多的典籍和胜迹遗存，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汉梁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代。这是一个战乱频仍、政权纷立和南北分裂的时代。在此期间商丘地域的行政区划也多有变迁，曾先后隶属于晋之谯郡，南朝宋、北魏和北齐，但在文化上也有新的发展。据《国事全书·晋》记载，晋永嘉5年匈奴攻陷洛阳，怀帝被俘，苟晞率群臣奉端为皇太子，在蒙城（今商丘梁园区蒙墙寺附近）置行台（中央政府），后转至江南。这一史实说明了商丘一向是形胜之地，显示了它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民族英雄祖逖主动向东晋王朝请缨北伐。他在长江中流击楫，慷慨发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遂进兵河南转战于梁国（今商丘）一带。后病死在雍丘（今河南杞县），他的义举撒下了爱国主义种子，弘扬了民族正气。魏晋之际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了一种唯心主义的玄学思潮，清谈之风盛行。梁国（今睢阳南）人杨泉，反其道而行之，深究“自然之体”和“自然之理”。他从研究天文、地理、工艺、农业、医学等自然科学出发，提出了“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的命题，著作有《物理论》十六卷，《太玄经》十四卷，今存有《织机赋》、《蚕赋》等赋五篇，弘扬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抵制了唯心主义的玄学悖论，成为我国古代十大哲学家之一（至此，古代哲学十大家，商丘就出了五家———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和杨泉）。此外还涌现出了以南朝骈赋大家江淹、名噪南朝的诗人江总为代表的江氏文化氏族（均系今商丘市民权县人），其著作宏富，影响甚深。

　　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融合迎来了隋唐经济文化的高涨，商宋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繁荣与发展。在隋代，通济渠的修筑意义重大。该渠以宋州首府宋城（今睢阳区）为要冲，西自洛水东至江苏盱眙入淮河，贯穿商宋大地数百里，河宽四十步，两岸筑路，杨柳成行，龙舟来往如梭，成为联络南北的纽带，对当时和以后唐宋两代中原和江淮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虞城县营廓镇，随父从征的花木兰成为一位扬鞭催马、驰骋疆场、万里却敌的巾帼英雄。李白“十载客梁园”，以及杜甫，高适的梁宋之游，留下了诸多不朽诗篇，给商丘带来盛唐诗风，带来了文化繁荣。

　　北宋时期。此时商丘称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南京为北宋陪都，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是北宋朝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兴学重教，堪称北宋之最。晏殊知应天府，在戚同文讲学处和曹诚筑学府的基础上建立了应天府书院，邀请范仲淹任主教，开宋初办书院之先河。应天书院居当时全国四大书院（嵩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之首，庆历三年，又升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国子监并列为全国最高学府，培养了众多的栋梁之材。在此攻读五年又在此执教的范仲淹，在应天府为母服丧间，写下了万言奏章《上执政书》，官至参知政事。他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患民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贵品德，成为后代文士为人做官的座右铭。天下奇才张方平从应天书院走出后，一直在朝内工作，官至三司使，总揽了北宋朝的经济大权，针对当时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诸多独到的政治主张，有力地配合了范仲淹的革新，著作有《玉堂集》二十卷，《乐全集》四十卷。在应天书院的影响下，一时中原学风大振，仅在商丘就涌现出著名诗人石曼卿，名臣兼学者赵概，硕学名儒王洙，文学家兼政治家宋庠，文学家兼史学家宋祁，著名经学家程迥，著名医学家王贶等一大批文人学士。他们的著作颇丰，为商宋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清时期，商丘地域文化出现了一个繁荣发展期。首先是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经济作物的种植普遍得到了推广。明代商丘已成为产棉区。绵织业和纺织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手工业出现了四坊（酒坊、油坊、糖坊、豆腐坊）八匠（木匠、石匠、泥水匠、窖匠、铁匠、铜匠、银匠、扎彩匠），还出现了木板印刷，经济生活有了新的提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商丘成为全国粮食行业主要交易中心之一。黄河、惠济河、涡河各码头都设有粮油贸易市场。刘口就有粮油行100余家，日经营粮油5万公斤以上。民权县孙占口，林七口码头也很兴旺。陕西、山西及南方诸省商人来商丘开店设厂者颇多，各县先后设会馆、辟市集，各行各业蜂拥而至（《商业地区商业志》）。教育事业尤为兴盛。各县均设立书院，社学、义学和私塾，人才济济，名宦辈出。举其大者，有宋纁、沈鲤、侯恪、宋权、吕坤、杨东明、汤斌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官宦人物，以致明代有“文武百官半江西，小小商丘四尚书”的俗谚。清顺治到乾隆三十六年，全市中进士者达170人，为当时全省中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学术研究之风甚浓，各种著述多达122部。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出现了以侯方域、宋荦为代表的雪苑文化尤为闪光。宋荦在当时诗坛上享有盛名，清代第一诗人王士贞称他的诗“无愧于风雅之意”。侯方域的诗文在当时享有更高的声誉，他与汪琬、魏禧被誉为明末清初“古文三大家”，为发展与繁荣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科学与民主思想和西学东进的洪流。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更使中华民族文化呈现出一种新局面。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中彭雪枫、鲁雨亭等民族英雄和无数革命先烈所创建的革命传统文化，以崭新的面貌丰富了商丘地域文化。统一地域文化名称的重要意义

　　商丘地域的事迹说明，它是中华民族的火之源、农业之源、牧畜之源、商业之源、酒之源、烹调文化之源，古代哲学之源，汉兴之地，它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这已被国内史学界高层专家所共认。今天我们为商丘地域文化定一个统一的名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凸显了商丘地域文化的主体。一个地域的主体文化，是该地域文化的核心与标志。商丘地域文化之所以枝荣叶茂，绚丽多彩，原因就在于他的主体文化根深本固，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我们通过“定名”，明确了这一主体，对于我市文化设施，文化品牌的创制以及对外宣传的安排，提供了明确的思路。

　　———它将强化联结商丘人感情的纽带。中华民族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千百年来，炎黄子孙都为自己民族传统而自豪。从局部来讲，商丘人同样为培育他们成长的本土优秀文化而骄傲。近些年来，众多侨居海外的商丘人后裔千里迢迢归来寻根问祖，不正是这种情感的反映吗？我们打出“商宋文化”的旗帜，必将进一步强化这一纽带，使宗亲活动更加密切，以利于商丘的现代化建设。

　　———它将引发研究商丘地域文化的热潮。近些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倡导下，商丘地域文化受到许多高层专家学者的密切注意和广泛研究，“商宋文化”的提出，初步明确了研究商丘地域文化的框架，必将为史学界所瞩目，从而引发研究商丘地域文化的热潮。（作者：李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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