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鸟生商雕塑。常量 摄

    辉煌业绩看王亥

　　商丘这片被黄河冲积的大平原承载了丰厚的古老文明：燧人取火、仓颉造字、少康造酒都曾发生在这里。这里还是孔子的祖籍，庄子的故里，花木兰的故乡。据专家考证，商丘还是商部落的发祥地、华裔商人的起源地和中国第二个王朝商朝的建国地。“三商之源”的文化资源为何沉睡得这么许久，商人始祖王亥为何藏在历史典籍的深处，无声无息地不为国人所瞻仰熟知？

　　带着这一沉重的思考，笔者遍查历史书籍发现，商品交易的开展是个伟大的创举，商业文明的发展是个曲折辛酸的过程，商人始祖王亥的被杀是历史和人性贪婪的悲剧。

　　王亥是商朝建立前商部落的统治者之一，为中国商业的创始人。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商先公中，比较受到后代重视的有王亥和他的儿子微（即上甲微，甲骨文称上报甲或报甲）以及商朝的建立者汤。上甲微受到重视，一是由于他是王亥的儿子，二是因为他是商代第一个以十天干来命名的祖先。而王亥的地位又远远高出上甲微。

　　王亥在商朝人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神威。商朝人有时甚至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人们在祈祷风调雨顺时，也往往祭祀王亥，希望得到王亥的保佑。在商先公中，只有亥称王。在商人的心目中有着王者风范、王者之尊的地位。王亥的亥字从亥从鸟。这一方面说明了早期商人以鸟为图腾的遗迹，另一方面也说明王亥在后代心目中达到了图腾的地位。

　　王亥为何受到后代如此隆重的崇拜呢？因为他重视畜牧业，是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世本》：“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王亥不仅养猪，而且养马牛。王亥所处的时代为奴隶社会初期，以农业生产为主，生活水平低下。相土、王亥时期的商部落已经能饲养牛马，从饲养个别家畜到畜牧业逐步发达，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王亥也因此受到后人的崇拜。王亥是中国最早的商人，为中国商业之始祖。王亥饲养、放牧牲畜，可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增强抵御自然灾荒和野兽侵袭的能力，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商部落到王亥时迅速强大起来，并向四周发展势力。由于产品有了剩余，出于发展壮大本部落以及换取奴隶主需要的物品的目的，王亥于是与四周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商业贸易活动，结果与分布在今河北中部易水一带的有易氏发生了冲突，王亥被有易氏之君绵臣所杀。可见中国某些人的嫉富心态、仇富心态由来已久。后来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借助河伯的力量灭掉有易氏，并杀掉绵臣。王亥之后，商人沿其传统进行商业贸易，并形成了专门从事远方贩运货物进行贸易的商贾。由于这些贸易之人来自商部落，所以称作“商人”，他们的交易活动就是“商业”活动，而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王亥，便是“商业”始祖，即商人的祖先。

　　是什么遮掩了王亥的光环

　　中国的封建社会，一方面创造了领先世界各国的灿烂的文明，一方面又因为时间跨度太长，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的认知程度。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里，人们的价值取向单一，普通百姓的世界观更为偏差。而传承历史和文化的文人大多偏颇和清高，他们受历史原因和阶级原因的局限，羞于谈钱、谈利，对商品经济有着本能的抵触。他们倾向于对精神领域的执着追求，过分地排斥物欲的诱惑。

　　在130卷《史记》中，司马迁将《货殖列传》（货殖即经商）排在第129位，后面仅有一篇类乎跋语的《太史公自序》，实际上已将商人列为最后，可见其轻商的思路。清代赵冀《陔馀从考·九儒十丐》：“郑所南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商”连列名的份儿都没有。《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是国之石民。可这四根柱石中，“商”依然是列在最后。“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十钱。”“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白居易）“巢许蔑四海，商贾争一钱”———古代当权者或是囿于对商业贸易的认识有限，或是力保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亦或是为了抑制商品经济对封建社会的侵蚀和解体作用，因此，无不重唱“重农轻商”的老调，处心积虑地将农、工、商的有机联系割裂开来，使起源很早的我国商品经济走上了一条十步九折的艰辛之路，甚至有人误借王亥的死因，消损王亥的光辉。

　　市肆中的商人则称为“市贾”。《左传·昭公十三年》：“同恶相求，如市贾焉。”对商人的厌恶溢于言表。在南宋，商贾又叫“市井”、“市井人”。南宋鲍照《行乐至城东桥》：“扰扰游宦子，营营市井人。”也是将商贾视为蝇营狗苟、寸利必争之人。而小商贩则又低一等，叫“市井徒”。唐代李密《淮阳感旧》：“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笑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虽不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褒扬，也仍然流露出对“市井徒”和“刀笑吏”的轻视。“市侩”原为对中间商的称呼，后成为惟利是图的商人特称。如清代《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第七回：“你想市侩入官场，那里懂得许多。”

　　最能体现“轻商”传统的是一组与“末”字相连的别称。

　　“末”者，不重要，非根本，在最后之谓也。旧时，工商业被称为“末业”、“末生”。“末业”汉代以后多指商业。史记《货殖列传》：“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意为穷人要脱贫致富，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正如从事刺绣的不如开店卖绣品一样。这就是说所谓末业即经商，是贫民借以求富的途径。《管子·重令》曰：“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似乎一发展工商业必然导致民众的贫困，这种观点暗含着“无商不奸”的片面。基于此类观念，从事工商业而获得利益叫做“末利”，经营商业而致富又叫“末富”。《史记·货殖列传》又说：“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与“奸富”即发昧心财相比，“末富”还远远算不得“末路”矣！

　　正因为重农而轻商，旧时有一个常用的重要称谓叫“贵本”，即重视根本的、重要的东西，亦特指重视农业。《荀子·礼论》：“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大一，夫是谓之大隆。”意为重视根本是讲形式，重视实用是正名分，二者的统一才是美好与兴盛。《韩非子·诡伎》：“仓禀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汉代王符也说：“凡士之学，贵本贱末。人大不华，君子务实。”《抱扑子·博喻》：“故识远者贵本，见近者务末。”《晋书·付玄传》：“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总而言之，封建社会历代无不认为重农才算抓住了根本，而重视了工商业，便成了“贵末”，正如苏东坡解释的：“上之人贱农而贵末，忽故而重新，则民不均。”不患寡患不均，经商富得快，制造了大量“不均”，自然受到抨击而沦为“末业”。

　　正因为以农为本，所以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又被称为“重民”。《管子·七法》：“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严知章注：“重民，谓务农者。”管子认为：那些游手好闲者流聚首一堂，而从事生产的农民四处逃散，土地就没人去开垦了。

　　综上所述，古代的重农轻商，从别称一端已分明可见。“民以食为天”，一般说来，在黄土里刨食当然不如跑买卖来钱快，因此，“重农”也不无重农的道理。但古人也并非不分场合、时代而一味地重农轻商，历朝历代也不乏有识之士，对商业和商人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四民”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多有论述，真之灼见，时时可见。如宋代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说：“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同是一等齐民。”宋代陈亮说：“商借农而立，农借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以相病。”（《陈亮集》卷一二）故此，厚此薄彼并无道理。

　　问题在于：“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嗷嗷万族中，惟农最辛苦。”由此看来，所谓“贵本”大多“贵”在理性思考上，法令规章上，典籍制度上，但作为“本”中之“本”的农民，却世世代代终于无法彻底摆脱贫困状态。这一铁的事实不能说不是对“贵本”理论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讽刺。总之，中国历史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是主流，长时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冲淡了商业的功绩，也影响了王亥的光辉形象。　

作者：常量

[编辑：炳辰]